新京報訊(記者 謝蓮)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疊,全球格局進入加速演變期。美國大選結束迎來了“後特朗普時代”,拜登上台面臨的疫情、經濟、種族難題難解。中國迎來“十四五”開篇之年,進入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新發展階段。世界之變、美國之變、中國之變交織,在迎來新的發展機遇的同時,全球治理也在尋找新的解決方案。

 

“特朗普主義”對美國乃至全球造成了哪些影響?拜登上台後中美關係會迎來哪些新變化?新冠疫情如何影響了全球格局?百年新變局下中國應該如何應對?新京報專訪了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袁鵬。

 

談“特朗普主義”

美國“病了”,然後出現了“特朗普主義”

 

新京報:你怎麼看待“特朗普主義”的出現?

 

袁鵬:所謂“特朗普主義”,主要説的是特朗普政府堅持絕對的“美國優先”,推行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對內縱容民粹主義,對外大行霸凌主義,我行我素,把美國的利益置於一切之上這樣一種執政特徵。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袁鵬。受訪者供圖


“特朗普主義”的出現,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在於,特朗普是一個非傳統類的政治人物,這樣一個毫無從政經驗的房地產商人執掌這個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必然會有一些特殊的風格、特殊的做法,不乏極端、出格之舉。

 

但更重要的是“特朗普主義”出現背後的必然性。特朗普2016年能夠上台、2020年雖然敗選但仍贏得了7500萬人的支持,甚至有鐵桿粉絲為他不顧一切衝擊國會,背後其實有一種更深層次的力量在支持着他——也就是近些年來美國發生的根本性的變化,或者説美國其實是“病了”。因為美國如果不生病,這樣的人物很難上台,上台也不會有這麼多的支持者。

 

新京報:如何理解美國“病了”?

 

袁鵬:美國“病”了,説的也就是美國各種矛盾疊加、積重難返,最終導致各種政治、社會問題集中迸發。

 

首先是階級矛盾加劇。美國過去是一箇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橄欖形社會,其階級流動性很強,所謂“美國夢”,其實就是中產階級之夢。但現在,美國成為了一個啞鈴形,甚至是金字塔形的社會,也就是10%甚至1%的富人控制着美國政治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富人愈富、窮人愈窮,中產階級逐漸萎縮,整個社會的流動性和活力大為減弱,階級矛盾空前加大。

 

其次是種族矛盾激化。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一代又一代的移民逐漸形成了一個多元一體的美利堅民族。但隨着社會的發展和人口結構的變化,種族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尤其是白人和非白人之間。一些人擔心,隨着其他少數族裔羣體不斷擴大,美國白人將逐漸淪為少數,由此引發包括亨廷頓這樣的大師級人物的深層種族焦慮和文化焦慮。2020年美國多地上演的“黑人命貴”運動就是種族矛盾的一次集中爆發。

 

第三是代際矛盾凸顯。美國老年羣體、中年羣體、青年羣體關心的問題都不一樣,支持的政治人物也不一樣。老年人希望社會保持穩定,中年人更關注就業、經濟,青年人則希望有上升的渠道、能減免學費等。代際矛盾之下其實還有性別矛盾,LGBTQ所代表的的非異性戀羣體,現在逐漸成為一個主流的政治羣體,有很強的政治聲音。代際矛盾、性別矛盾導致美國政治極化、社會分化問題越發凸顯。

 

這些矛盾日積月累,碰上2020年疫情、選情疊加,就有了一次總爆發。而其根本原因,是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矛盾性靠慣性已難以克服,唯有通過深層次改革才能有所緩解。遺憾的是,冷戰結束後,美國並沒有進行自上而下的主動的結構性改革。

 

美國曆史的發展既藉助戰爭、移民、西進等特性,也依賴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改革,讓美利堅民族崛起、發展、稱霸。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由“兩極”變成“一超”,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社會信息化飛速發展,美國面臨的內外環境發生根本變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也開始走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此美國本應該進行深層次結構性改革加以應對。遺憾的是,新一輪改革遲遲沒有到來。

 

克林頓缺乏改革的動力,小布什碰上了9·11沒有改革的條件,奧巴空有改革的衝勁但缺少支持改革的政治基礎。在此背景下,從未涉足政治的特朗普被推上台。但他的做法不是改革,而是革命——打亂一切舊秩序,建立一個符合他想象的新秩序。所以他片面追求美國優先,導致種族主義、民粹主義、孤立主義、霸凌主義橫行。但這些顯然不是順應美國發展的改革,也沒有讓美國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正是因為美國這幾屆領導人沒有完成一個本該進行的深層次改革,美國各種矛盾由小變大、由個別矛盾演變為多方面矛盾、由表層矛盾變成了深層結構性矛盾。最終在矛盾的激化下,出現了特朗普這個反傳統反建制的總統、出現了“特朗普主義”、出現了美國最混亂的四年。

 

新京報:拜登説要“重新領導世界”,能實現嗎?

 

袁鵬:特朗普留給拜登的無疑是個爛攤子,拜登想撥亂反正、想改革,但他可能有心無力。他既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應對新冠疫情這個當務之急上,又受制於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的全面制約。在這種局面下,拜登雖有老驥伏櫪之志,但他想讓美國“合眾為一”已經勉為其難,要想重新領導世界談何容易。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主義不僅對美國國內產生了很大影響,它對國際社會的影響也已非常嚴重。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顛覆了過去確立的一些國際秩序和規則,把整個世界打得支離破碎,導致“天下無序”。這些讓其他國家不得不重新審視美國的所謂“領導地位”,美國還可信嗎?

 

這必將牽制拜登重新領導世界的雄心。拜登承諾迴歸多邊主義,譬如重返《巴黎氣候協定》、重回世界衞生組織、迴歸伊核協議等,這些拜登也許能夠做到。但如果他不能真正反思特朗普的做法、遏制“特朗普主義”,不能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去深層改革,這種迴歸也就只是一種形式上的迴歸,無法真正扭轉美國逆全球化的大潮。

 

談中美關係

中美會有機會窗口,但不會大也不會長

 

新京報:拜登上台,會給中美關係帶來緩衝期嗎?

 

袁鵬:拜登和特朗普是完全不一樣的人,作為一個老牌政治家,他對於世界的理解和看法應該還是理性、客觀、務實的。同時,拜登對於中國比較熟悉,對華認知不那麼極端,他雖然承認中國是一個挑戰,但並沒有輕易把中國定性為一個威脅或者敵人。拜登啓用的外交安全團隊都是比較專業的人士,是一批可以對話打交道的人。這就意味着中美關係重回穩定存在一些空間。因此,拜登政府上台後,將給緩和中美關係提供一個機會窗口。

 

但這個機會窗口不會很大,開的時間也不會很長。原因就在於,中美關係在特朗普時期已經被破壞得太嚴重,要修復起來難度非常大。特朗普在任四年,中美關係能破壞的基本都破壞了。他還推出了十幾部涉華法律,並導致美國國內對華負面情緒達到歷史新高,這些都會極大壓縮拜登的對華政策空間。從拜登本人來講,他上台之初首要任務是抗擊疫情、修復經濟、彌合分裂,中美關係並非他的當務之急。

 

更重要的是,中美關係走到今天,除了有特朗普等偶然因素外,也有結構性的原因,某種意義上看,也是兩國力量對比、發展態勢、制度競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可能換一個人,即使不像特朗普那麼極端,也會對華採取一些強硬的措施。所以即使拜登上台,我們可以期待,但期望值不宜太高,更不要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新京報:有外媒報道,拜登希望聯合西方盟友共同施壓中國,建立反華統一戰線。您怎麼看?

 

袁鵬:聯合盟友一起對華進行規制、約束甚至遏制打壓,不是現在才有的新現象,更不是拜登的發明,而是美國對外戰略中的一種常態。只是這兩年被特朗普搞得不那麼順暢。

 

拜登是美國建制派的傑出代表,自然深諳利用同盟力量集體對華施壓的道理。同時客觀上,美國及其盟友都不希望看到中國崛起太快,尤其對中國經濟崛起背後的軍事現代化、科技發展憂心忡忡,對中國崛起背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成功更是如芒刺在背。這種共同認知為拜登上台後重修西方同盟團結從而一致對華提供了基礎。

 

可以預見,同盟、規則、制度、價值觀等將構成拜登對華政策的核心詞,但能否成功,取決於中國的應對,也取決於歐洲日本的態度。我相信,歐洲、日本等美國傳統盟友雖然會珍惜西方共同價值,也歡迎拜登迴歸西方大家庭,但同時也會吸取特朗普這四年執政給他們留下來的慘痛教訓,那就是美國可能是一個靠不住的盟友,寄望於某屆政府,將雞蛋裝在一個籃子裏,恐怕得不償失。默克爾、馬克龍等歐洲政治人物不止一次提出要增強歐洲的自主性,應該是肺腑之言。這也是中歐投資協定能在拜登上台前夕簽署的重要原因,標誌着歐洲的某種戰略性自省和自我調整。

 

面對這些,我認為中國最主要的還是發展好自身,因為唯一能打敗中國的就是中國人自己。從過去四年可以看到,特朗普幾乎動用了所有能用的手段對中國極限施壓,但我們也扛過來了。所以拜登政府不管採取什麼措施,我們仍然有信心能夠扛過來,這個信心就來源於我們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政治團結,這是我們最大的資本。

 

其次,中方也要爭取更多國家的理解和支持。這個世界不再需要霸權,美國已經不像過去一樣一呼百應;這個世界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互利共贏。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要一如既往地發展好中俄關系、中歐關係、中日關係。

 

第三,我們還是要看到拜登和特朗普的不同,看到他們在對華態度上的不同,不能簡單地説二人其實沒有本質區別,進而不去努力做工作。在明確底線的前提下,根據這些不同積極主動穩定和塑造中美關係,尋找合作空間,中國有意願也有能力。

 

談全球變局

“東昇西降”之勢不可逆,中國需發揮引領作用

 

新京報:現在都在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整個世界“變”在哪裏?

 

袁鵬:“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習近平總書記對當今世界發展大勢一個比較形象的概括。在我看來,這個 “百年”,既是實數也是虛數,既暗合中國走過百年屈辱,正在規劃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又是指這個世界正在經歷數百年未見的鉅變。

 

這個變局為什麼説是“未有之”呢?因為歷史上沒見過。因為我們身處其間的這場大變局既不是通過一戰、二戰那樣的惡性戰爭促成的,也不是冷戰、蘇聯解體式的變局,今天的變局是歷史上沒見過的。在變與不變之間甚至看不出明顯的界限,但驀然回首,天下已經大變了。幾百年來人類見過這種鉅變嗎?沒有。

 

那麼,到底“變”在哪裏?首先,最深刻的一個變化就是全球力量格局的變化。近百年來,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羣體性的崛起,譬如印度、巴西、南非、土耳其、印尼等;而西方世界出現整體性的低迷,譬如英國脱歐、美國特朗普上台、法德內部出現文明衝突等。這些濃縮成一句話,就是“東昇西降”。

 

第二個“變”在於,非傳統安全首次具有了改變世界格局的重大意義。過去幾百年影響國際格局的基本是大國博弈、軍事衝突、冷戰、地緣政治,但現在非傳統安全因素上升了,譬如恐怖主義、金融危機、全球疫情、生物安全、糧食安全等。歷史上首次,這些非傳統的安全威脅甚至比傳統威脅給人類帶去更大的災難。

 

第三個“變”體現在,新一輪的科技革命撲面而來、蓄勢待發。我們可能會見證一個以數字經濟為核心,以區塊鏈、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大數據等為代表的一堆新科技集中爆發。這一輪科技革命給世界帶來的改變,很多我們都是難以想象的。以前的技術革命改變的是生產力,而現在改變的除了生產力還有生產關係,甚至行為準則、價值理念等。

 

新京報:新冠疫情持續一年,如何影響了世界格局?

 

袁鵬:新冠疫情正好發生在百年變局之間,二者一重疊,其實更加劇了這個變局,讓這個變局來得更快、更猛,走得更深、更遠。此外,新冠疫情還像一個“照妖鏡”,把過去被掩蓋了的一些面貌暴露了出來,譬如美國的窮兇極惡、對華極限施壓等。

 

所以可以説,新冠疫情對於國際格局的衝突和影響是歷史性的。它不亞於一場世界大戰,或者可以説就是和平時期一個看不見的敵人對人類發起的一場世界大戰,導致的結果就是幾千萬人受感染、幾百萬人死亡,經濟幾乎全面停滯,貿易、人員往來幾乎全面中止,甚至各種惡語相向、政治惡鬥也相繼而來,真的可以説比一場世界大戰還要慘烈。

 

但更值得警惕的是,新冠疫情掩蓋的一些問題可能被忽視,若不加註意,未來可能會產生大影響。譬如2020年歐亞接合部發生的納卡衝突,中東地區伊朗高級將領和核科學家被暗殺,阿拉伯多國和以色列歷史和解,俄羅斯修憲,日本安倍下台,泰國的街頭運動,這些都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國際事件,但基本上被新冠疫情掩蓋了。然而,如果不重視這些小的變化,某一天突然失控,就會導致難以估量的後果。一戰、二戰的爆發,不都是由一次小的衝突引起的嗎?

 

所以説,新冠疫情顯性上的影響是對人類健康、經濟、社會的衝擊,隱性上還掩蓋了很多值得關注的國際政治本來面目。

 

新京報:中國在未來的世界格局中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

 

袁鵬:中國快速崛起引發全世界的集體不適應,或者迎接、或者抵制、或者打壓,或者主動適應並尋求合作。中華民族復興是百年變局最大的動力,也就意味着中國崛起是當前世界大變局中最根本的動力,也就是説,未來塑造國際格局、國際秩序的可能未必是美國等西方國家,而是中國這個最大的變量,中國的發展將會極大地引領百年變局的方向。

 

中國現在已經進入第二個百年了,未來更需要把中國放到全球格局裏去看,發揮中國的引領作用。因為中國發展好了,整個全球格局就穩定了一半。我們再發揮一些引領作用、體現大國責任擔當,世界就能朝着更好的方向發展。

 

具體來説,疫情之下,中國首先控制住疫情,對全球疫情防控就是個巨大貢獻。與此同時,給全球提供一些公共產品,譬如疫情下需要的防護用品、疫苗等,體現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第二是要提出中國方案,譬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型國際關係、健康共同體等思想,這些為解決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一些共性問題,提出了一種新的思路和解決方案。

 

第三,通過一些具體的倡議引領世界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譬如一帶一路等倡議,這就是在一些西方國家反全球化浪潮裏堅持全球化、堅持互利共贏的一個做法,得到多數國家的理解和支持。

 

談2021年國際局勢

疫情仍是首要挑戰,地區局部矛盾需警惕

 

新京報:2021年的國際局勢有哪些值得關注?

 

袁鵬:2021年的很多問題仍然是2020年的一個延續。

 

首先,新冠疫情仍然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目前我們並未看到全球疫情的終點或拐點,反而多國出現嚴重反彈。所以新冠疫情很可能會伴隨着今年全年,甚至不排除更久。這也就意味着,疫情對人類政治經濟社會的衝擊依然存在。人類得學會新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

 

其次,美國大選雖然結束,但大選之後美國的問題更加凸顯。這次選舉事實上加劇了美國結構性的矛盾,讓它們更加白熱化。特朗普即使離開白宮,也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仍然會對美國政治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因此美國國內政治發展,也值得關注。

 

第三,剛提到被新冠掩蓋的那些矛盾,2021年可能要更加重視。譬如伊朗的動向、阿以和解帶來的影響,是否會導致中東地區爆發大規模衝突;東北亞區域,朝核問題能否得到解決;南海問題上,是否會出現變局等。這些暗流湧動的矛盾,都有可能影響全球。

 

新京報:除了新冠疫情,全球還面臨着哪些挑戰?

 

袁鵬:今年來看,全球最大的挑戰還是新冠疫情,因為很多國家疫情已經接近失控了。能否有效控制住疫情,可能是2021年最大的全球性風險和挑戰。

 

第二個風險和挑戰就是全球經濟的發展。受疫情影響,2020年的全球經濟都是負增長,是現代經濟史上首次負增長。如果負增長再持續一年,是否會再次導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債務危機?

 

第三個是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孤立主義等思潮暗潮湧動,極端主義、恐怖主義野蠻生長,若是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後果難料。

 

第四是全球長期存在的一些區域衝突,疫情掩蓋下被忽視了但並未消亡。疫情之下,精神壓力疊加經濟低迷,很可能會反射到地區衝突上,導致地區不穩定加劇。這些都值得關注。

 

新京報:新冠疫情之下逆全球化特徵明顯,未來的全球治理應該怎麼走?

 

袁鵬:全球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主要的特徵。尤其是進入21世紀之後,全球化迎來高速發展,世界真正成為一個整體。這個階段,整體來説所有人都是受益於全球化的。

 

但是,由於缺有效的全球治理,一些問題和矛盾沒有得到及時的控制和處理,全球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開始遭受挫折。主要體現在,過去的全球化主要由西方國家引領,甚至全球化就是美國化、西方化。但隨着中國等新興國家加入到全球化浪潮裏,全球化就不是西方所期待的那樣了。所以西方出現了兩股力量,一股是民間的反全球化運動,一股是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兩相夾擊,全球化不可避免受到重創。疫情之下這一點更為明顯,全球化甚至到了有點難以為繼的程度。

 

所以在這個十字路口上,還是需要通過加強全球治理來對全球化進行糾偏,迴歸到一個正常的發展軌道。這首先需要各國領導人堅持全球化的正確方向,不要因為遭到挫折就全盤否定全球化。其次要在行動上加強全球治理,共同解決一些全球性的問題,譬如人類疾病、氣候變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等。在經貿方面,目前或許很難達成一個全球一致的規則,那麼可以首先從區域化做起,譬如RCEP、CPTPP等,區域化的規則做好了再對全球化進行補充。

 

因此,今後的全球化可能進入一個分層次的、遞進式的全球化,走向一個比較健康、符合現實世界情況的正確方向。

 

新京報記者 謝蓮

編輯 張磊 校對 趙琳